徐小虎姐弟三人与库特纳夫妇的孩子在华盛顿合影，后排左三白衣女孩为徐小虎。作者供图
1945 年到1949年四年时间里，我们全家能够天天住在一个房子里共享欢乐。当时未能预知，那一闪而过的岁月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够享受合家欢的最后时日了。1948年秋，上海马克谛耶女校开学之后，我又开始住校，只有周末在家，如同在歌乐山的那四年一样，但父亲当时有一段时间在上海教书，就住在家里。在歌乐山的抗日时段，爸爸每个周日晚下山回到重庆市，每周五下午再从城里回到歌乐山八块田13号小黑泥屋的徐家度过周末的家庭团圆时光。我这一辈子能跟父母每天都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只有在南京出生后的最初那三年，驻罗马的四年，还有二战后在上海的那四年。度过了远离爸爸、小玉在柏林诞生的那一年以后，大家有幸能在罗马享受合家欢整整四年。但因为每天三餐大人孩子都在不同餐厅用餐，其实也没能天天真的和他们轻松地相处、拥抱。能够一起相处一直是一种非常“例外”的高潮，让我比较慎重地看待见到父母，特别是爸爸的机会。
现在回头看，尽管能感觉到当时家庭内在的温暖、爱护、彼此相处的行为，但实在不及我们每个孩子后来在美国自己组建的家庭的那种亲切感，的确一点儿都不像。因为我的父母算典型的19世纪欧洲文化背景下的家长，基本生活是和子女们完全分开的，我们从来不像朋友，而比较像校园里的师生关系，即 “孩子可看到却不得听到”——在当时的大人世界里，孩子不能打扰他们——的那种状态。
那时，我在最不喜欢的都市生活中成长，过了十二岁生日，仍保持当年在歌乐山岚歌野舞的松树群和野杜鹃盛开的大自然中的那种无限自由的心态，坚持停驻于独自隐思的世界里，听不到马路上高跟鞋或汽车喇叭的声音，不参与同班同学的那些游戏或聊天。唯一享受的都市消遣就是出门看电影。每周六跟父母要钱买一张票，和端木仪民到附近的杜美小电影院，或者走长一点儿的一段路到更大的大光明电影院去看贵一点的电影，度过远离现实的下午。我们很多礼拜六就是这样过的，走到电影院看美国电影。那个时候同学们都回家过周末，但还是有人在关心国家的事情。周五下午大家带包回家时，几位深思的学姐们会留在学校某一个教室里开会——很秘密的会议。那是高中学姐们组织的，我听说也去参加了。她们报告共产党军队快要打进上海市了，拿下上海就会开始建造工厂、医院、铁路，全民免费教育从小学至少到高中，还有全民健康保险等等。每次我都兴奋地拍桌叫：赞！赞！
有个周六，我和端木仪民骑着脚踏车跑到郊外的虹桥地区，考察当地农民的生活，发现有个国民党士兵正在强迫一位农夫用手和锄头在自己的田地上建造一个军用的碉堡或哨岗，为了抵抗共产党军队。农夫不知道怎么做，士兵就踢他，用刺刀长枪当棍子来殴打农夫。士兵穿的制服和抗日时期我在重庆时看到的一样老旧、破破烂烂，绑腿的长带子都碎成丝条了。我看到就心软了，那天回家晚上跟爸爸说：
国民党的日子快到头了！可怜的军队已经腐烂到底了。他们不是在保护百姓，我亲眼看到他们在剥削农民！解放军打到了上海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会出去为他们打开城门，欢迎解放军哦！那时大家会建设一个干净的、前进的新中国！
后来一次周五秘密会议中有人提到我们要建设的新中国会有非常多工厂，所有人民都参加，为国家生产重要物资，然而，我听到了一句不顺耳的传言：
将来的工厂都是男女分开的。大家勤劳地工作，不浪费时间给私下浪漫的恋爱什么的。——听到这里，我可着急了。
不会吧，我们的青春是为男女交流、合作、成对儿的，不是吗？
没这回事儿！学姐稍微凶起来打断了我的插嘴。我们的青春是为了贡献100%的精力给祖国做生产！她很清楚地宣称。我完全愣了。
真是这样的话，我干脆拎着我那只大包退出去早一点回家了。关于这个重要的决定，我一句都没告诉家长，从此以后也没再去参加那个神圣的秘密会议。那时快到5月了，我不知道，其实那是我住校的最后一个月。我没料到自己初三还没念完就会永远地离开上海了。
小虎，你只会胡说，批评别人，要钱看电影。你从来没为他人做过一点儿贡献。有个周日全家一起吃中饭时，爸爸对我说。
小虎，你这个狠嘴巴整天只会批评，不会说任何正面的话。妈妈接着对我说，从此以后，你在这桌上，一想说你那些批评的话，就得立刻住口，听懂了吗？
从那天起，我开始注意自己的思想，以及他人讲的各种主意或想法，发现心里实在没有什么开心的话题。我当时想不出世界上有任何事物值得人类庆祝或者感恩。每天的新闻都包含着仇恨、不公平、可怜、悲惨的事件。除了可能会让观众开心的电影之外，我真的找不着任何可以称赞或者鼓励的正面事物。于是我在家吃那顿中餐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说。只听着大人谈小事儿，说着无聊的二手大人话。在上海那个家里的日子真是一段不快乐的经验，充满了大人世界的假面。没有令人愉悦的创造性，甚至整个都市到处都缺乏真实的气氛。那几年我非常想念战争中的歌乐山，大自然无与伦比的壮美而野性的生命力让我每次想到就会私下流泪。
母亲下了只允许谈论正面话题的命令之后，我参加全家聚餐时，还是想不出任何正面的话题，仍然一句话都没有说。父母继续聊下去。听着他们的谈话，我心底体会到他们为当时的局面——不只上海，而是为整个国家的局面，似乎非常忧心，他们提到了美国。小玉妹妹只管吃的好吃不好吃，对大人聊天根本不感兴趣。我拉着长脸勉强地吞下几口，把碗里的米饭吃光，沉默地盯着自己已经放下的两手，安静地等着散会。
就这样，每周末回家，我都保持沉默说不出话，持续了两个多月。后来我终于开始反省，到底自己的心里有没有任何正面的情绪，以及能让人产生好感的话题呢？没有。一句好听的话都说不出来。妈妈这样的吩咐，就是在教我看到自己是个不让人家开心的人，只有负面的情绪，只会抱怨和批评。我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整天沉浸于自己的念头中，思虑世界的和平、安宁和秩序。我渴望看到祖国国泰民安，大家在二战后终于能过上舒服的生活。但外面实际的状况是相反的。马路上很多乞丐在伸手要钱，他们没有野树可爬，没有森林可走。那些发出声音的水泥马路上到处都是不快乐的人。
回到家里，我们的卧房早已变成小玉给不擦鼻涕的脏孩子练习识字的课堂。我只能自己弹琴，或者独自到虹桥骑马穿越田野，因为爸爸的一个熟人在虹桥养着高级骏马，让我周末去学骑马。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单独享受的，没有和端木仪民分享，因为她爱看小说，一有空就把自己蜷在大沙发里看书。要不然我俩就在他们家的大花园里散步聊天儿，或者到附近戏院看个电影。这样一个周末很快就过去了。
有天，他们叫我提包回家离开学校。5月27日，妈妈再一次带着她的孩子——现在已变成两个女儿一个小男孩儿，到上海的港口，踏上一艘大型美国运兵船——The USS General Gordon。
徐小虎与家人乘坐的美国运兵船The USS General Gordon。作者供图
那天，母子四人站在甲板高处往下看那一大群家人热烈地摇着他们的手帕，含着热泪向我们送飞吻、祝福，叮嘱保重、小心、一路顺风，希望对方健康快乐，同时努力憋住心底无限的忧郁和伤痛。我终于找到了爸爸，他一个人站在拥挤的人群中间，戴着眼镜，拄着拐杖，孤独地向我们挥手告别。我记得三岁的时候也是站在船上，和怀孕的妈妈一起向岸上的爸爸告别。那时我以为永远不会再见到我深爱的父亲。但不到一年，我们在意大利那不勒斯（Napoli）海港又不可思议地团圆了。这次我已经十五岁了，我以为我们明年应该会再次团圆。但那是个梦想，实际上我们那个小家庭永远不能再见了。我心底拥抱着的，比爱我自己生命更爱的小小的爸爸变成了岸上的小点，就这样消失在那庞大拥挤的人群中。
再见……再会……这样家人如何能照顾您呢？爸爸……爸爸……
渐渐地，我们的大船离岸越来越远了。妈妈带着我们去特等客房。听说妈妈是刚刚取到我们进入美国的宣誓书（affidavit），来自父母柏林时代的好友施特凡·库特纳和妻子厄娃。已经在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教授教会法规的施特凡发誓保证我们徐家母子四口不会在美国犯法，或因贫穷而讨饭，这样一份保证书就让我们完全没有事前准备，毫无资源地进入美国。于是在最后一刻，他们买到了四张从上海去美国的头等舱票。弟弟小胖子那时已经六岁了。我们不知道头等舱是个军用的房间，里面有好多高高的木头双层床，总共睡着21个人！我发了上海小姐脾气——看到头等舱外面躺着许多根本没有买到床位票的难民，怕踩脏他们铺在地板上的床铺，我就脱了我的鞋子，生气地把它们扔到海里去了。
我们什么宝贵的东西都没带走，只带了一套睡衣，一些白天穿的衣服而已。没带书，没带玩具，连那些贝多芬的琴谱都没带就这样上了船。每人拎着自己的小包，再次告别了父亲，远离了祖国。 那时的生活是一个时段一个时段过的，一天一天地活着——生存着。因为无法知道后天，只能一刹那一刹那地体验、尝试着。
在那艘庞大的涉海轮船上，我每天一早走出双层床的舱房，跑到军舰的主甲板上，地板上那些大绳子卷在那里，能坐在上面发呆。我私下就把那些绳子圈圈当成野山的松树，没别人在那儿，我能独自占有，盯着大海远看，着迷于世界的秩序、因果、混乱、无知，听着海浪一阵一阵的叹息，回忆起以前天天从树上倾听宇宙的呼吸，记忆中的片段一个又一个地浮现——我们的家，从前的家人，爸爸在歌乐山下的重庆工作使我向往附近的沙坪坝。
爸爸又一次单独地在上海留下来了。爸爸当时私下在搜集爷爷以前的藏书——大伯伯在日军侵占北京时期为了生存卖掉了很多爷爷的藏书。爸爸爱惜那些可能还存下了爷爷手题旁注的书籍，决定把爷爷那个原有的图书馆复原，就开始到处打听、购买北京徐家曾经拥有的藏书。我认为，爸爸一辈子比爱自己生命更爱的就是他的父亲。在重庆时他曾透过法庭为自己的父亲报仇，但因战争延时诉讼期限过了，没告成功，导致爸爸再次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没和别人倾诉过绝望，独自忍受着，我们也无法分担他的绝望——除了奶奶以外，家里没有其他人认识爷爷。报仇这件事就变成了他的私事。这么多伤心的经验，只有他一人在承受。尽管今天的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多余的、浪费生命和精力的，但每个人有他自己必须承担的命和运。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业”，是我们进入人类状态所能活出这几十年间最精彩的选择，最崇高的爱心，最集中的专心，最愉快的践行生命：为一切生命万物平安快乐地远离无知、负面行为与痛苦；人类最大的任务就是为大家的升华而努力。
在这艘军舰上，我们似乎待了好长时间，体会了好多不同的经验。在夏威夷停靠时，我们十几岁的孩子都下去玩了。我碰到了另一艘美国商船上的一位年轻官员，叫弗兰克。我们一起在公园里谈了很久。到了晚上大家都回到自己的船上之后，我刚好站在船上的摩斯电码操作员身边，因为看到海上另外一艘船好像也在用摩斯电码沟通，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就跑过去看着。操作员看到我就示意我走近并问我：
你叫琼（Joan）吗？
是的。我回答，好奇且兴奋。
那边的美国商船二副弗兰克，正在询问你在不在这里。他想向你问好。
哇！漆黑的海天之间，大人世界里摩斯电码哔哔哔哔哔闪着长短不一的跨舰讯息，他们竟然还谈小小的小虎？不可思议！好难忘的惊喜！
另外一件大事是用两根手指含在嘴里吹出极大声的口哨。当时在那军舰上的乘客都说在美国，非得学会那种很响的口哨不可，要不然没人会理你的，叫计程车都得用很响的口哨。所以在船上我练习了很久，把两只手的食指和中指都放在舌头上，拼命往外吹。一开始只能发出湿湿的漏气声音。幸亏旅程那么长，到旧金山的时候我早已掌握了超响亮的哨声。这下我充满信心，觉得十五岁的自己为美国生活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
到了旧金山，搭了三天的火车，抵达父母最好的朋友施特凡和厄娃夫妇在华盛顿的家。施特凡伯伯当时在附近的天主教大学教授教会法，他和厄娃都皈依了天主教，家里孩子已经有八个了。在意大利跟他们的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只有两个男孩儿，调皮好玩儿比我小一岁的鲁迪（Ludi）以及比我小两三岁却特聪明的弟弟安德烈亚斯(我们叫Drea)。现在我碰到了一群新的小朋友，大妹妹苏珊，二妹妹安吉拉，三妹妹芭芭拉，三弟汤米，四弟迈克尔，还有将要出生的呢。我们一家四口上了餐桌就把他们家整个长桌子占满了。每餐是厄娃阿姨在厨房自己烹饪，厄娃首先把每人的食物都分出来，两个大孩子端到餐厅，由长子鲁迪把它们一一地交给坐在桌边的每个人。这种聚餐只有大人在对话，孩子们都听着、不说话。餐后两三个孩子收拾桌子，把餐具都带回厨房冲洗放回架子上，再把拥挤的小餐厅那到处是椅子腿脚的地板好好地扫干净。这才算一天的工作完毕。厄娃阿姨明天回到的厨房又变成一个干净的空间。
晚饭后大人还会在客厅聚聚，继续没说完的话，这时库特纳的孩子们会过来亲吻父母道晚安，上楼睡觉去。我看到库特纳的孩子们大大小小一个一个排队等着亲吻妈妈，自己不知不觉地也排队去亲吻可爱的厄娃阿姨。我小时候在罗马已经时常亲吻厄娃阿姨了，何况现在成了她的“孩子”们之一。后来妹妹小玉和弟弟小胖子也跟着我去排队亲吻厄娃阿姨了。我就这样继续了好几天，妈妈一个人坐在那儿没一个孩子过去亲她，因为从来没这习惯。后来我发现妈妈看着我们十来个孩子排队亲吻厄娃但没人来和她道晚安。这会让她有什么感觉吗？我想着想着觉得不妥，终于有天也到妈妈身边抱抱吻吻。第一次我的内心好反弹喔！好不舒服！我们就是从来没有这些抱抱亲亲的习惯。妈妈当时接受了我的拥抱，马上了解到我的动机，我们就这样也开始拥抱妈妈了。
库特纳家里非常像我曾经的家，人人说德文，使得我一开始没感觉美国有什么不一样。但去学校之后才发现美国是非常不同的世界。他们的兴趣非常狭窄，与大世界无关，感觉上像个不熟的柿子，味道涩涩的。
徐小虎
责编 邢人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