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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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国积极响应北约大规模军事扩张计划，在制度、安全决策机制等方面加速军事建设。这一转变受到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俄乌冲突及欧洲战略自主意识觉醒等多重因素驱动。然而，经济疲软、兵源短缺等现实难题，使德国扩军计划充满不确定性。
日前，北约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了自199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计划，各成员国一致承诺将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逐步提高至5%。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国家，更是早在5月即表示愿进一步提升本国国防开支，以实现GDP占比5%的军费目标。
在欧洲大陆的风云变幻中，德国的军事动态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尤其是默茨政府上台以来，德国“硬实力”建设明显提速。
军事建设加速
在制度层面，默茨凭借上届议会中联盟党、社民党和绿党所形成的多数优势，成功推动修宪。未来德国超过GDP 1%的军费支出将不再受“债务刹车”机制限制，从制度层面为德国军费支出的大幅增长扫清了障碍。
在安全决策机制方面，德国也进行了重大调整。根据“黑红”两党达成的执政协议，联邦政府计划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危机响应中心，联邦国防军总参谋长将直接担任总理的首席军事顾问。安全事务主导权高度集中于总理府，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决策的效率和协调性。
在军事力量建设方面，德国更是雄心勃勃，誓言将联邦国防军打造成欧洲大陆最强的常规力量。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称，国防军计划组建5~6个额外的重型武装战斗旅，每个旅约5000名士兵。
此外，默茨上任后迅速访问法国、波兰及欧盟和北约总部，推动与盟友的军事合作。德法同意成立“联合防务与安全委员会”，加速合作研发新一代坦克、战机和远程导弹等项目。德国在东欧地区的首个常驻军事基地也正式启用，预计于2027年具备“完全作战”能力。
多重因素驱动
德国加速“硬实力”建设并非偶然之举，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必然选择。
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是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量。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便已浮出水面。如果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德国仍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韧性心存期待，那么2024年特朗普“卷土重来”，德国不得不承认美国战略东移、逐步自欧“抽身”的新现实。
媒体意外披露的通讯记录无不充斥着副总统万斯、防长赫格塞思等美国高层对欧洲的轻视和鄙夷。赫格塞思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更是直白地表示，美国可以将部分安全负担交给欧洲盟友，从而将重点转向印太地区这一其认为最重要的区域。
此外，在欧俄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德国“硬实力”建设被赋予了“抵御俄罗斯威胁”的历史使命。欧盟首份国防白皮书将俄罗斯定义为“根本性威胁”。特朗普上台后力推美俄关系缓和，亦未动摇欧洲“抗俄”的决心。其间，欧盟通过第17轮对俄制裁，进一步加强对俄石油出口的打击力度，限制俄能源收入。不仅如此，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欧盟已开始酝酿第18轮制裁方案。
最后，欧洲战略自主意识加速觉醒，进一步强化了德国加强军事力量建设的内生动力。新一届欧委会提出“重新武装欧洲”特别融资计划，希望通过增加国防工业投资、鼓励联合采购、提高军工产能等措施，调动约8000亿欧元打造“一个安全而有韧性的欧洲”。
特别是，欧委会首次启动《稳定与增长公约》豁免程序，允许成员国在不触发过度赤字程序的情况下，大幅增加防务开支，包括德、比、波、匈等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现均已提出相关申请。
在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升温的复杂国际背景下，欧洲各国在集体防御和安全合作领域愈发展现出坚定的决心与行动力。德国作为欧洲的核心力量，自然不甘落后。
面临现实难题
然而，战后长期奉行“军事克制”与“和平主义”文化的德国是否真的能够适应如今军事化加速转变？连年萎缩的经济，又能否支撑新政府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诸多问题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按照计划，联邦政府将目前占GDP 2.1%的军事开支每年增加0.2个百分点，到2032年，德国的军事预算将超过1500亿欧元，此外还将有650亿欧元用于军事基础设施建设。相比之下，目前联邦劳动和社会事务部的预算仅为1800亿欧元。
如此大规模的军费增长，无疑会对德国的社会民生支出造成巨大压力，可能导致联盟党和社民党本就岌岌可危的民意“雪上加霜”。如何平衡国防开支与社会民生支出的关系，将是德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
除了经济压力外，德国的征兵进展也面临严峻挑战。联邦政府曾认为乌克兰危机能够提高德国应征入伍的人数，但实际上除了2022年上半年有短暂的小幅增长外，这一情况并未发生。
在柏林，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如果不重新引入义务兵役制，联邦国防军的计划扩军将无法实现。然而，重新引入义务兵役制又面临着诸多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阻力，这一问题如何解决，也将直接影响德国的扩军进程。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工网-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