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姚元之绘柳子厚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元和九年（814），柳宗元、刘禹锡贬谪荒远，已经整整九年了。九年前，即永贞元年（805），在大唐历史上，是波诡云谲、惊涛骇浪的一年。元月，德宗卒，顺宗即位，王伾、王叔文秉权用事，柳宗元、刘禹锡亦意气风发，一场被后世称为“永贞革新”的改革全面铺开。那一年的宗元，才三十三岁，从“监察御史里行”被拔擢为礼部员外郎，进入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刻，所谓“超取显美”。然而，刚到八月，形势急转直下，顺宗内禅，宪宗登基，朝政如疾风骤雨，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永贞党人全部被严厉惩罚，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
元和元年，宪宗下诏，被贬的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是令人绝望的消息，不啻五雷轰顶！接下来的岁月，他们在贬所度日如年……当柳宗元谪居永州第五年时，郁结凄苦，又病痞气，他写给友人的信里说：“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人生不过数十寒暑，今“赛程”已过半，怎不令人忧愁万端！柳宗元给朝中的亲故写信，又向权贵陈情，希望除罪移官，但无人敢为出力，都成泡影。人生苦短，何以解忧？转眼到了这一年的秋日，柳宗元在永州发现了“西山诸胜”，开始作《永州八记》的前四记——西山、钴鉧潭、小丘、小石潭，观照穷乡僻壤之可爱山水，漱涤胸中尘埃，以文墨自慰。这山水间的家，“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悠然而虚，渊然而静，“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
有充分理由“躺平”的柳宗元，没有“躺平”，他这“恒惴栗”的罪人，不禁想起了司马迁：“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他所追求的，既是“取贵于后”，那就要发愤著书了；而永州的“江山之助”，让他迎来了诗文创作的丰收期。
可是，人生如白驹过隙，“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贬谪愈迁延，煎熬愈痛苦。至第九年，即元和九年，身居朗州的刘禹锡作《谪九年赋》，九是单一数字中最大的，亦谐音“久”，暗示谪居之久，刘禹锡忧郁长啸：“伊我之谪，至于数极！”似乎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又感伤叹息：“长沙之悲，三倍其时！”我比汉代贾谊的痛苦，还要深三倍！无独有偶，困居永州的柳宗元作了《囚山赋》，题目即别有深意，群山环绕的永州，就像一个铁牢笼，把人紧紧囚住了。赋的最后，柳宗元发出了怒吼：“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此刻，长安的亲朋故旧，是否听到了数千里外柳宗元的一声长啸？
不知是柳宗元、刘禹锡的苦情感动了皇帝，还是朝中有人讲情，元和九年十二月，柳宗元、刘禹锡等“江湖逐客”忽然接到赴长安的诏书。盛唐的李白，长流夜郎遇赦，欣喜若狂，作出“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佳句；中唐之柳宗元、刘禹锡，在贬所近十年，奉诏进京，我以为是悲欣交集，其内心之纠结、感慨之深广，远过李白。柳宗元的感叹是“疑比庄周梦，情如苏武归”，犹如庄周梦蝶，又如苏武还朝，亦幻亦真。其实，苏武的譬喻是不妥当的。皇帝和朝臣看了，都会不以为然。刘禹锡的叹息“应怜一罢金闺籍，枉渚逢春十度伤”，还算得体。总之，他们满载伤痛，又满心欢喜，心情无比复杂地踏上了返回长安的路。
返京途中，柳宗元、刘禹锡一路有诗，柳宗元的《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可谓佳作：“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诗作于灞桥之长亭，长安在望，驿路之花亦是希望之花，好不欢喜。刘禹锡的《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湘逐客……》亦作于灞亭：“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久违的长安钟声，是欢迎逐客归来么？元和十年的春天，当年的江湘逐臣陆续抵京，他们还在做着被复用的春秋大梦。当刘禹锡二月到京时，正值桃花盛开，他游玄都观，作《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不得不说，刘禹锡的心态真好，还敢“戏赠”。京城玄都观里的桃花，开得何其繁盛，引来无数的看花人。可惜这千树桃花，皆是我刘郎离开后新栽种的。此诗话里有话，或可说语含讥刺。如果把这些新桃树比作长安的新贵，那看花人岂不就是攀高结贵之徒了么？重返长安的刘郎一点也不“收敛”，皮里阳秋地放了一炮。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又都出乎意料之外。”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长安行，只不过是竹篮打水，空欢喜一场！就在三月，他们在京城席不暇暖，晴天霹雳，又被“贬”为远州刺史。这个安排，既微妙，又毒辣。何以言之？他们原来是司马，现在改授刺史，表面是升官了，算是优待了，“你们还不满意吗？”但是，对不起，地方比原先更荒僻了，穷山恶水、遐方绝域，所谓“官虽进而地益远”。长安不是你们久留之地，请即刻上路吧！
此时，永贞革新的主谋“二王”，早已殒命多年，但朝廷对“余党”，仍毫不宽贷！当年的“八司马”，两人亡故，一人迁官，其余五人皆被贬为远州刺史。笔者推测，当日朝堂对如何处理他们，意见分歧，最终还是厌恶他们的大官占了上风，皇帝的态度也隐然可知。
南宋蜀刻本《柳宗元集》。
具体的安排，是柳宗元改任柳州刺史，刘禹锡改任播州刺史。播州在今天贵州遵义附近。相比而言，柳州虽远，而播州却是当时有名的“恶处”，真是惨不忍言的处罚了。刘禹锡还有八旬以上的高堂老母，生离死别，就在眼前。十年前，当柳宗元被贬永州时，其母随行，永州条件艰苦，人的心情更恶劣，柳母不到半年就因病去世。创巨痛深，柳宗元岂能忘怀？刘禹锡眼看又要重蹈覆辙。
今人感慨“有一种友情叫作柳宗元与刘禹锡”。关键时刻，自顾不暇的柳宗元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表示愿意以他的柳州换刘禹锡的播州，泣血沥陈，哀哀告诉。就在柳宗元“草奏未上”之时，御史中丞裴度亦觉不忍，先向皇帝请求：“播极远，猿狖所宅，刘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诀，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以孝婉转劝谏，皇帝思之良久，“终不欲伤其亲”，总算变了主意，不情愿地改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此细节，足见皇帝对永贞党人的成见之深。这就是著名的“以柳易播”，体现的是柳宗元在自身难保之际还要舍己为人，为朋友两肋插刀。我以为，此乃柳宗元人生中最温情、最可感的时刻，更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荡人心腑，可歌可泣。在灰暗现实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多年后，记录此事的，是柳宗元、刘禹锡共同的朋友——韩愈。他在《柳子厚墓志铭》里饱含深情地写道：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刘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而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读书人在身处困厄之时，才能见出节操义气来。平常无事时，表面互相倾慕欢喜，在一起吃喝玩乐，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甚至指天发誓，愿为生死之交。一旦碰上小小的利害，有些人就翻脸不认人了。当朋友遇难时，不但不救，反而落井下石的，比比皆是。这些所谓的读书人，毫无节操信义可言，有的甚至犹如衣冠禽兽！在柳宗元的高风亮节面前，岂止有点惭愧，简直应该愧死！
柳宗元的至性至情，这兄弟间的铁血柔肠，感天动地，可谓表里俱澄澈、肝胆如冰雪。几次清夜诵读，令我潸然泪下。我惊讶文字的力量，竟如此坚强，一千余年，“字向纸上皆轩昂”。《柳子厚墓志铭》是韩愈最好的墓志铭，酣畅淋漓，顿挫盘郁，韩愈自己先感动了，才能感动千百年以后的我们。
韩愈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昙花一般的期待、短暂的重逢，接下来又是痛彻心扉的离别了。人生如随风飘转的蓬草，刘禹锡赴连州，柳宗元赴柳州，好在两人还能结伴同行。漫漫长路，他们经商州，上湘江，到长沙，至衡阳，临湘水而诀别。当分手之际，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唱和，抒发这千里离恨、万重伤心。柳宗元惨痛地唱道：“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刘禹锡的酬答深情而凄厉：“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柳宗元的《重别梦得》许下心愿：“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我们的二十年，就这样琐碎而又沉重地过去了，“万事同”三字，看似轻描淡写却悲哀无限。那风云诡谲的朝局，让人欲言又止。即便是与挚友一同归田的朴素愿望，也要“皇恩若许”啊！看似美好的期许，字里行间全是身不由己的无奈。刘禹锡的《重答柳柳州》心旌摇荡：“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似有一种不祥之兆。人生最苦生别离，他们还有重逢的机会么？
柳宗元风尘仆仆，六月二十七日抵达柳州，依例上《谢除柳州刺史表》，他言不由衷地对皇帝表态：“圣恩弘贷，谪在善地……铭心镂骨，无报上天。”我仿佛感知了柳宗元的苦笑与愤慨，他一遍遍地自言自语：“谪在善地”“谪在善地”……此时柳宗元真实的情感和心态，却是著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这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是与他同病相怜的苦人啊！柳宗元登城楼四顾，愁思如海天。惊风密雨，横加侵凌，致姹紫嫣红，全失风度。岭树遮目，江流宛转，真百感交集，亦百忧骈臻，回肠之痛，不能自已。
即便痛苦，日子还得过。柳宗元自己开玩笑“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种柳戏题》）转眼元和十一年（816），柳宗元已四十四岁，幸得一子，名周六。这是他的第一个儿子，无疑是上天送给他的慰藉。柳宗元那么晚才得子，实在是有原因的。他自言：“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人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贬谪甚至严重影响了他的婚姻与传宗接代，不免让人恻然起怜悯之心。“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柳宗元贬谪，已是第十二个年头了，他的好友吴武陵在为其复用而奔走呼号：
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鸟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
情词极恳切，亦极愤怒，矛头直指皇帝，为何独对柳宗元如此惨无人道？好友已担忧柳宗元可能囚死贬所，时不我待了。可是有用么？知己披腹心、输肝胆的救赎，足以突围贬谪处境的黑暗么？最忧伤的是，柳宗元的人生，果真进入倒计时了。
大约稍晚，柳宗元作《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山如剑铓，割人愁肠，安得化身千亿，一峰一宗元，纵情恣意眺望故乡哉！读之鼻酸，令人怆然泣下。然而，现实无比残酷，柳宗元“废为孤囚，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矣”，他有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孤独感。
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一月八日，柳宗元卒于柳州贬所，得年四十七岁。早一年，柳宗元与柳州的部将魏忠、谢宁等在驿亭宴饮，戏谓自己明年将死，死而为神，还让日后修祠庙祭祀他。诸人以为玩笑，并不相信，结果柳宗元及期而亡。这真是“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皆到眼前来”。还是韩愈，为柳宗元作《柳州罗池庙碑》，记录了这灵异轶闻。文末的送神诗有云：“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侯之船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一种淡淡的忧伤，笼罩在诗中。
柳宗元的人生，约略言之，京师一带三十余年，贬谪之地（永州、柳州）十余年，可谓“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其《惩咎赋》有云：“为孤囚以终世兮，长拘挛而轗轲。”他是郁积成疾，苦死贬所啊！
当年十一月，刘禹锡因母丧，扶灵返洛阳，途经衡阳时，听闻至交柳宗元去世的噩耗，悲痛呼号，“如得狂病”。遂作《重至衡阳伤柳仪曹》：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循古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那年湘江岸头的分别，我骑马，君乘舟，就是死诀。“涕泪迸落，魂魄震越”，子厚，此生就此别过，永不能相见了！
韩愈为柳宗元所作《柳州罗池庙碑》。
柳宗元生前，曾为好友吕温的早逝作祭文，叹息吕温壮志未酬：“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没而不立。”柳宗元泣血哀号：“聪明正直，行为君子，天则必速其死。道德仁义，志存生人，天则必夭其身！”质问苍天，悲愤填膺；沉痛之至，无以复加。其实，柳宗元自己在重蹈吕温的覆辙啊！
当日柳宗元哭吕温，他年则刘禹锡、韩愈哭柳宗元。韩愈的喟叹发人深省：“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呜呼！难道上天为了成就一位文学辞章的大宗师，就有意让柳宗元十余年受尽煎熬，沦为“千万孤独”的囚徒么？
在凄神寒骨的《小石潭记》里，一个易被忽略却很有意味的细节，是柳宗元连名带姓地记下了每个小伙伴。请看：“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实际上，“隶而从者”完全可以略去，但他还是一一写下了。柳宗元在贬所自言“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但观《小石潭记》这样郑重甚至繁琐的细节，足以看出他是个严谨而有温情的人。
本文的三个主要人物——柳宗元、刘禹锡、韩愈，柳最先凋零，韩居中，而刘最长寿。俗话说，达人知命，君子固穷。比较起来，柳宗元孤傲敏感，但愁山闷海，到底想不开，离世最早；韩愈孤勇刚硬，但太较真、太刻苦，早衰而未享上寿；刘禹锡虽也倔强刚直，却有豪放洒脱的一面，故能享古稀之寿。韩、刘、柳三人的人生，各是一场好戏，又互为配演，真个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或许对于“孤囚”柳宗元来说，真正的救赎，既不在“雷霆雨露，莫非天恩”的朝堂之内，亦不在只能孤独垂钓的寒江之上，而在知己相濡以沫的脉脉温情里，更在知己心有灵犀的灵魂共振中。只要回首时，灯火阑珊处的那人犹在，生命的暗夜就不算凄寂么？枷锁和牢笼，也在文字莫逆于心的那一刻，终于挣脱了。我想起了柳宗元的《对贺者》，结尾意味深长地写道：“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柳宗元“浩浩”与“戚戚”的背后，满是“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的无奈与无力。（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谷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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